●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这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
●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和终点。”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
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我大部分不赞成。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错，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就麻烦了，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经典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用汉语文言来表述罢了。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贵一致，却也表明，我们不能以这些一致性来说明中国文化独特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因此，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
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我们的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彩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
最后说“中庸之道”。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例如，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觉根源就是“中庸之道”。
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经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会观念贬斥中国和中国人。不错，那些西方观念都很优秀，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我稍稍也有一点不服气。因为在那些观念产生之前，中国文化已经相当刚健地发展了至少五千年。“相当刚健”的证据，就是那么多古文明只有它活到了今天。
几个月前在台北，我与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产生争执。他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和终点。”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
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
●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文化的耗损机制强于建设机制。
为什么文化体制改革要放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那么多年才开始呢？因为它的难度实在太大。但是，在我看来，更复杂、更艰难的不是文化体制，而是“文化心理走向”。乍一看，这些“文化心理走向”并不尖锐和迫切，其实却埋藏着精神价值上的最大隐忧。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复古文化其实是从极“左”文化衍生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极“左”文化在今天只剩下了局部的标牌作用和回忆作用，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立足点，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同样带有极端色彩的民族主义。它的文化替代物，就是复古主义。
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但是很遗憾，打开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对话和交融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称之为“东方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的关键词，除了“公共空间”就是“运用理性”。但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一个失落精神信仰的时代所设定的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照理，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民主的原则和程序来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民粹就会以冒牌的方式火速蔓延。现在民粹文化所推行的典型逻辑，是把网上发言看成民意，又把民意看成是最高原则。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苦苦寻求真理的文化大师，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
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
请大家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很多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丛山的塔，意义远胜热闹。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我想，答案一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某些官方协会中。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造第一线的，是远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某些官方协会无法想象的。
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我们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往往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
近两年，内地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损”和“恶性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更多年轻一代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年轻一代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解放日报》 余秋雨